《文章分享》辯論後面的真正挑戰（孫瑞穗）

辯論後面的真正挑戰（孫瑞穗）
擾攘多時的ECFA（Economic Cooperation Framework Agreement，ECFA）爭議終於在上周日正式舉行雙英辯論賽，民調顯示馬總統略勝一籌，大家都驚豔我們的總統終於有表情，口才也變好了。反對黨蔡主席講話內容紮實，卻因不善於政治表演而在辯論賽格式中氣勢略弱。奇怪的是，大家都忘了去問：像ECFA這種關乎國家經濟根基、區域轉型和民生基礎的重大政策議題，適合用辯論賽這類全然對立的形式來展開公共討論嗎？
來看看歐盟和北美NAFTA（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NAFTA）所給的啟示。西歐是啟蒙時代以來工業資本主義發源地，歐陸各國在工業發展基礎上不相上下。十九世紀以來民族國家多已完成國家主權打造，在新科技經濟興起後，所要面對的歐盟契約能較理性地界定為「經濟議題」，即技術上如何公平地進行跨國市場統合。然而，熟知民族國家史的人都知道，上世紀建國過程中各國為了搶奪資源和仇殺結下了多少梁子，這些認同歷史所形成的恩怨與障礙仍然使得理性化的經濟契約寸步難行。

社會溝通才是關鍵
關乎歐盟架構的馬斯垂克條約幾個發起國，於是在簽約前後做了許多經濟契約之外的「社會溝通與統合計劃」。首先便是媒體改造計劃。他們把負擔國家政策宣傳的資深媒體人免費送到「敵對國」去學習對方的歷史文化，嘗試跨越認識障礙從對方立場來想事情。因此，當他們回國後便大幅度修改對敵國的報導形式，也放進許多善意的社會現況報導，媒體改革可以說關鍵性地鋪陳了經濟改革的基礎。其次，是把具爭議的大型政策議題交付公投，讓政治責任被分擔。為了跨越民族國家的仇恨界線，他們還刻意設計讓共同市場出現新的治理單元，叫做「地方政府」，試圖讓城市從民族國家中鬆綁出來，成為公投與市場中的新政治主體。換言之，經濟契約背後就是社會契約，而後者的聯盟與共識往往是政策成功與否最關鍵的因素。
北美地區自由貿易協定簽訂過程，更接近中國台灣間的矛盾。北美從戰後就以戰利國之姿興起，60年代以來南美便以提供大量廉價勞工的形式被吸納進入北美經濟體而處於依賴發展狀態。80年代新經濟興起後，北美又以科技取勝，所以NAFTA簽訂前後南美反對聲浪非常激烈。他們激烈到焚燒美國國旗，激進者如委內瑞拉總理查維茲則因公開反對NAFTA而連任好幾次。他們聲稱要成立照顧南美農民工的社會主義共同市場，來對抗唯資本家獲利的新自由主義市場。
雖說NAFTA最後還是簽了，以查維茲為首發起的另類社會聯盟卻提供了許多啟示。長遠來說，如果區域經濟勢在必行，那我們該強烈質疑：主政者提供了什麼樣的產業計劃與社會計劃，足以防止來去自如的全球資本侵蝕在地社會與剝削弱勢者的生存基礎？這恐怕正是作為反對黨代言人卻過度經濟理性的蔡主席，應該做卻忘了做的弱勢者的吶喊！
辯論的激情言猶在耳，但殘酷的區域經濟競爭將會把我們拉回現實。老實說，80年代以來，作為台灣經濟主力的中小企業，該走的走，該倒的也早就倒了，接下來更嚴重的議題將會是「經濟基礎流失」的問題。轉型中的台灣經濟曾因爭取民主而擱置，如何在國家干預市場的政策規劃能力癱瘓多年後重新振作，讓經濟根留台灣是極大考驗。主政者如何在歐盟與NAFTA經驗中得到啟發，以符合民主程序來得到社會共識，如何兼顧經濟背後的社會計劃，以及在產業轉型中確切照顧到弱勢勞工，才是雙英辯論後真正的政策挑戰。
作者為社會文化評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