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晚20》洪奇昌：台灣本土化 忽略全球化

1986年，聽來並不遙遠的過去，我還有著馬偕醫院的精神科主任以及長老教會的青年工作者身分，但我參加了民進黨的創黨工作，是創黨的元老成員，在一個重要的歷史時刻扮演了一個角色。

街頭狂飆年代 見證台灣轉型

後來，我積極參與了街頭群眾運動與基層組織，在那個街頭狂飆的年代，我在兩起群眾運動事件中成了國民黨統治下的司法被告，這兩起事件就是著名的1987年的612事件及1988年的520農民運動，我跟現在的民進黨總統參選人謝長廷都是首謀份子。

當時，我已經具有國代身分。20年前，我進入的國大，民進黨只有11席，而國民黨卻有800多席國代；1989年我首次參選立委，民進黨只有21席立委，而國民黨是超過300多席龐大多數。

這就是我當年看到的政治與國家結構，從席次的比例，似乎是巨大而難以搖撼的統治建築。於是我看到，必須透過人民的覺醒，推動國會全面改選，並且力倡「新國家運動」，要求總統直選。

這個變遷過程其實很快，1992年我參選第二任立委時，所謂的萬年國會就終止了，老立委都退了，這是台灣一個重要的轉型與蛻變。再過四年，總統首次直接民選。此刻我已確信，台灣已因國會全面改選、總統直選、以及先前蔣經國廢除戒嚴及1991年李登輝終止動員戡亂時期，宣告台灣已結束與中國的法統連結，邁入正常國家，建立一個具有完整代表性的政府 (fully representativegovernment)。

同時期 中共也面臨巨變

我也逐步把思考與觀察的焦點從台灣內部移向對岸的中國，同時期的中國，也面臨巨變，1989年的六四天安門事件，使中國被國際孤立，內部路線鬥爭劇烈，1992年鄧小平的南巡引發我的關注，鄧小平藉第二次南巡，重新確立改革開放路線，要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個作為可視為中國崛起的起點。

兩岸交流也在1987年就開啟了，兩岸事務成為我一個核心關懷的議題，多年之後，我竟也有幸成為海基會的董事長，從街頭抗爭者到主管兩岸事務，可以看到這個時代的縮影。

1997年香港回歸中國，因為台港航線續約問題，北京當局邀約台灣組成一個國會參訪團到北京，我首次踏上了中國的土地，同行的另一個民進黨立委是王拓，餘皆為國民黨的立委。雙方會見的場合上，我的同仁多人都稱中國為「祖國」，我最後一個講話，我卻以外交詞令稱「貴國」，當然對香港主權移交，我也表達欣慰。

其後我曾多次進入中國大陸，我看到的是，中國在不久之前，還是處處要票的國度，但她卻很快擺脫貧窮，這是中國內部務實路線的興起。

兩岸分歧是東亞區域問題縮影

視焦放大一點，兩岸分歧不只是兩岸，它其實是東亞區域問題，東亞區域內的20億人民，是政治上專制極權與民主自由的交鋒處，經濟上是全球成長最迅速的區域，最富有與最貧窮社會同時並存，更是主要宗教與文化雜居之地，因此也呈現了世界上最複雜的矛盾與衝突。

我認為，兩岸關係未來20年最關鍵的詞彙，就是「現況維繫、和平解決」，這是兩岸領導人必須戮力以赴的歷史任務。

那麼兩岸的現狀 (status quo)如何定義呢？首先要了解，現況其實是動態存在的，要維繫並不容易。所謂的動態的存在，表現在中國與台灣的總合國力的變化上。

從鄧的南巡開始，旋踵之間，中國已是一個新興的大國，在亞洲已形成新的霸權，其外匯存底已達到1兆4300億美元，如今已成世界第四大經濟體，貿易額居世界第三。

其崛起還包括軍事層面，她已從傳統陸權，邁向海權，並且發射嫦娥一號探月衛星，邁入太空軍事領域，對台又部署了一千餘枚的Ｍ族飛彈，而且擁有射程達六千公里的東風31型長程飛彈。然而，她對內卻又保持極權，管制資訊，在宗教、人權及政治上都採取高壓統治。

城市區塊競爭 台灣逐漸落後

而台灣呢？我發現台灣在92、93年仍掌握相對優勢的時刻，雖提出亞太營運中心的經濟目標，卻因為我之前談的政治的發展，與這個目標逐漸背離。

現在的競爭是城市區塊的競爭，香港、上海的長三角、深圳、廣州的珠三角、天津的渤海灣、漢城與仁川，台灣則可概分成新竹以北以及南台灣，彼此相互競逐。但台灣逐漸被拋在後頭。

「一個中國」 僵死兩岸關係

我的觀察是，台灣面臨了一個困境：即台灣的民主化過程，確立了台灣的本土化認同，提高台灣的主體性，但本土化也應具備的自由內涵，即開放、多元、容忍與接納，台灣的本土化卻未往此方向發展，並且在此期間，忽略了全球化的潮流。

不過我要說的是，有很重要的一部分責任要歸向中共。江澤民在1995年春節時提出「江八點」，這是主要以訴求「一個中國」原則的綱領文件，其後港、澳陸續回歸中國，讓江澤民對台灣的統一問題產生急迫感，這些都恰好與台灣主體性確立的過程相悖，兩岸關係因而就僵死在這裡。

眺望未來10年到20年，中國經濟繼續成長是多數人都可預期的，其影響力將會更大，其經濟模式也會轉型，但中國如仍對台灣的主權不許任何彈性，兩岸問題就是無解。

期待一中三席打開僵局

我建議或許可以先跳過這個僵局，想像一個現在完全看不到的情境，就是中國允許台灣更大的國際空間，包括聯合國的席次，換句話說，就是所謂一中多席的形式，最可能的就是「一中三席」，三席就是中國、台灣與香港，這個想像是建立在兩岸關係的最高價值就是和平的根基上。

而落實這個假想的步驟，就是兩岸進行中程的和平協議的談判，但這個談判不能只有兩岸參與，而是多邊會談，猶如朝鮮問題採取六方會
談一般，一定要有美國等的參與。

我預期，在這個政治談判中，必然得處理「承認」的問題，如果不能相互承認，至少必須做到如馬英九所談的「相互不否認」。和平穩定的架構得以確保的情況下，台灣必須儘速恢復政府的良性治理，因為現狀的維繫還包括經濟優勢的保持，台灣已相對衰退與落後。而要恢復良性治理，朝小野大的情況不能允許再發生，2008年總統大選無論誰當選，都應由國會多數黨組成內閣，並且形成憲政慣例。

台灣不被邊緣化 有賴美支持

另一要務是，台灣必須立即恢復美國對台灣的信任，因為台灣的現狀維繫，必須仰賴美國這個世界超強，沒有美國的支持可以說就不存在現狀。而恢復美國對台的信任，是台灣與美國簽署自由貿易協定 (FTA)的先決條件，而台灣唯有與美國簽定FTA，才有可能參與東協加三，甚至加六的區域經濟整合趨勢中，而不被邊緣化。

【2008/01/30 聯合晚報】